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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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先生之于夭夭，并不是友谊的需要，所谓忘年交云云也只是个借口，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相借用。解放后，所谓的新学占了统治地位，但对于传统文化，还有一些人喜爱的，比如说古诗词。但很多人并不是热爱古诗词，而是用古诗词的旧瓶子装新酒，比如大才子郭沫若写的那些如《诗经·鲁颂》一样的充满阿谀之味道的诗词就属于这一类。这种写法在那时是很流行很正规，几乎等同于诗词的最新发展方向，董先生的诗词也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名声没有郭沫若大，所以，他的那些诗歌也就幸免于被广泛嘲笑了。但是有才能得人很难安于寂寞，他们把一些隐秘的思想写到纸面上，便希望有人看到，即便是最隐秘的日记也是如此，蒋介石不是把他的日记保存在美国了吗？为什么不火化或者随遗体陪葬呢？还不是想让别人看到嘛，这种显见于人的愿望或许是人的本性之一吧。 什么是才能？现在看来，才能大致分两种：一种像屈原、王羲之、李白、王勃、苏轼、唐伯虎、汤显祖那样的，属于天生我才型的，时常才如泉涌，原创佳作信手拈来，天生就是艺术家；另外一种是勤奋型的，靠博览群书、靠后天的悟性达到一定高度的人，这类人的特点是良莠不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是也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但更多的是一些庸才，庸才也是才，只不过平庸了些，庸才也是异于常人的，因此他们也有他们的骄傲，哪一个单位还没有一个文艺骨干呢？哪一个单位还没有一个文书或吹鼓手呢？相较于只会说话儿不会书面表达的人来说，会“写”，便是一种骄傲，不会写诗词，憋出一个“三句半”来也是值得骄傲的。 在诗词方面，能把汉字拼凑出三三六六四四八八的东西，那就是诗词了，那就是民间的大才子了，这样的大才子常见于离退休的老干部，所以，这类的诗词又被称为老干部体。老干部体的诗歌有如下特点：一、内容空洞，赞美和阿谀的词居多，主题不突出，或者主题庸俗，或者干脆没有主题；二、不懂格律和平仄，读起来不通顺，甚至聱牙诘屈；三、不懂传统文化而按字面意思拽词儿，贻笑大方；四、思想平庸、毫无见识、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五、不懂修辞，文辞毫无光彩，相当于把大白话装上韵脚等等。 董先生是教授，自然比民间才子强一些，但也只是懂一些格律和平仄，其他方面跟民间才子差不多，所以，更多的时候，这些人把自己同民间人士区别出来的标准就是懂不懂格律和平仄。才能不足的人，硬要在诗词方面有所发展，必然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被称为诗词鉴赏家和评论家----巴尔扎克也说过，写作能力不足的人如果还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最后会沦为文艺评论家----他们谈起诗词的演变和沿革头头是道，他们品咂诗词的虚拟内涵津津有味，他们八卦诗人词人的家庭背景生平简历如数家珍，甚至把这些攒在一起形成集子出版，既赚银子又赚名声，但是他们并不是诗人也不是词人，他们没有作品，或者有的只是自认为作品的庸俗作品----庸才也是才，同样，庸俗的作品当然也是作品喽。 董先生本名董继冒，字赓武，号仰韶居士，没有任何代表词作却被称为一代词家大师，当然了，这种互相吹捧的事在圈子里多的是，就像后来的文艺圈里的人都互相称呼老师一样。董先生当然认为自己写的诗词很好喽，但自己认为不行，还得被人认为好才好，但是，周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懂诗词，让他们看，他们也顶多说一句“挺押韵”，别的也看不出来，人是需要交流和倾吐的，交流和倾吐并不都是怨妇的权利，自认为有才能得人也需要交流和倾吐，就像怨妇一样，他们需要别人的了解，只要了解了就满足了，理不理解都无所谓，他们需要的不是知音，而是听众，夭夭就是这样的一个听众，他是被董先生的外甥介绍过来的。董先生的外甥是夭夭艺校的同学。 解放前的艺校是一所私人学校，是一群学过西学的热血青年创办的，主要教授西洋画法。夭夭学过一点点中国画的技法，但只是一点点，所以接受另外一种画法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抵触。抵触有时候也和性格有关，并不完全和习惯有关。有个性的人无论接触什么都有挑剔和抵触的习惯，凡是要求他们改变个性的东西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抵触。但是这种跟个性相关的抵触和青春期的那种逆反心理还不一样，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只是身体对突然出现大量的荷尔蒙感到不适而做出的临时反应，等到身体完全适应了那个激素浓度后，没有性格的人的逆反心理现象就会消失，而有性格的人就是一个随时准备战斗的战士。 夭夭较同龄人看书多，所以说出一些不太符合年龄的话令董先生很吃惊，进而很感兴趣，于是谈话中就把自己的诗作给他看，那虽然是些庸俗的词句下表达的庸俗的认知，但里面用了一些颇有古意的汉字，这一点被夭夭指了出来令董先生很高兴，仿佛找到了知音，实际上是找到了听众，因为终于有人有兴趣听他谈论诗词了，并且还大概能听懂，因为夭夭小得时候背过杜甫的诗，对古典诗词有些看法，这就足够了，他们谈论这些居然谈了几个小时。他们先谈《诗经》这是一定的了，他们俩都看过诗经的一些段落，但都没看全，但这也算是共同的经历了，有了共同的经历就有得谈了，尤其是那些名篇，他们谈了雎鸠的品种，谈了君子和淑女必备的品德，甚至还争论了一会儿君子一次的来源，君子到底是国君的儿子，还是和小人相对的贵族呢，当然，这种争论是探讨性的，里面难免涉及《左传》和《论语》，范围就扩大了；谈到采葛中的一日三秋中的三秋的含义，又争论了一番；谈到《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争论这里歌颂的到底是恋人还是战友；谈到七月流火的七月到底是夏历的七月还是周历的七月，并争论了流火的火的含义；谈到绸缪束薪中的薪时，很自然地想到了曹雪芹的芹字，他们分别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谈到《木瓜》，他们争论的是先秦的爱情是否符合国人的道德观等等，最后，两个人还共同背诵了《黍离》的片段：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其实，他们那种所谓的争论，旁观者看似激烈，其实是很平和的，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什么效果？外人不懂的效果，什么叫外人？没看过《诗经》的人对于谈论《诗经》的人都算外人，因为没看过《诗经》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谈的到底对不对，到底深不深刻，有没有真知灼见，就像那个吃糖水冰棒的故事一样，这种场景中，外人越不懂，他们谈得越起劲，跟逞能一样，对不对已经不重要了，靠不靠谱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人觉得不懂，然而当你也看过《诗经》后，你会发现，他们的争论幼稚得很，根本就没谈到《诗经》的根本，他们只在细枝末节上假装争论不休，仿佛自己得了个别人没有的好东西。这是他们谈话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他们谈话中根本就不涉及创作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谈话争论的都属于常识性问题，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他们或许会成为诗词鉴赏家或诗词评论家吧，再不然也可能成为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与写作和创作毫无关系。这就跟国内最知名的大作家坐在一起谈文学只互相讲故事一样，他们认为故事就是小说，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小说的认知仅停留在讲故事阶段，根本算不得大作家，农村的老奶奶也会在谷堆下给孙女讲故事呢。那么，为什么全国普遍都认为他们是大作家呢？因为他们是那个圈子里的圈内人，他们垄断了那个圈子，不懂文学的人垄断了文学圈子，他们碰出来的人虽然叫大作家那也是和文学无关的“大作家”。那有人又说了，人家那些大作家的作品在国外很受欢迎的，还获过奖。首先这样的话就有逻辑问题。在国外受欢迎就等于好作品吗？获过奖就等于好作品了吗？两种语言之间通过翻译形成的作品实际上是经过再加工的作品，有的作品在国外流行有翻译者的功劳。其次，国外的读者中懂文学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读者，这些读者评价一个作品根本就不能从文学角度去评价，而只能从价值观的取向角度去评价，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只是他们想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真的结论，他们想看到中国的落后和愚昧，中国那些大作家就给他们写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哪怕是把非洲的和拉丁美洲的落后和愚昧移植到中国人身上也在所不惜。获过奖只能说那个奖项的评委和编辑有某种利益偏好，并不能说明他们具备真正的文学素养，毕竟那些所谓的大作家大都是从报社或杂志社编辑起家的，懂得内部的运作规则，由编辑发展成的作家都有个共同的写作特点：参考、改编、借鉴、模仿和抄袭，他们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出处，由于没有个性和才能不足却还想吃这碗饭，所以只能参考、改编、借鉴、模仿和抄袭喽，毫无原创精神，如果有人说他们的作品有个性，那一定是因为他的阅读量不够。 董先生和夭夭先生争论的就是那些与文学无关的内容，和看过那些内容的普通读者没什么区别，除了宣泄一下自己的小情绪，显摆一下自己的才学，别的没有什么价值。当然，他们谈论完《诗经》，又讨论《楚辞》和唐诗，关键是最后落在董先生最擅长的宋词上，那些词牌子的沿革史最使董老师津津乐道，夭夭也假装听得如醉如痴，实际上，除了对他背过的那些诗和词有些“好极了”的印象外，别的什么都不懂。 当然，董先生的价值只在课堂上。学生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知名的大学文学教授、博导、文学专著的作者成为不了诗人和作家呢？里面大概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创作而只懂鉴赏，因此他们在大学校园里传授的只是鉴赏方面的知识，而不是创作。 （未完待续） （2024.1.4 1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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