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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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喜欢谈论别人不懂的东西成了夭夭看书的动力，这却是真的。他每次跟什么人争论完所谓的文学后都极其的满足，像抽足了鸦片烟一样。为此，他还发起成立了一个叫“虹门文学院”，自任秘书长，当然了，这个文学院就他老哥一个，但他要的是这种情调，他把这件事很郑重地写在了日记里，五六十年后，当人们有机会翻开这本日记的时候，会有一些由于陌生感和距离感产生的敬意，或许会有那么一天吧，他善于幻想的本性允许他有这样的想象。 夭夭秘书长有个独特的优势，他家附近有个姓颜的富绅宅院，那家富绅的大公子叫颜佑斌，据说是孔子弟子颜回的第多少代后人，也是博学多才之人，笔名鸿鹄，当时已经成名，在省城办杂志搞创作，家里有大量的藏书。夭夭像发现宝藏一样经常去借书，那家的管家也是一个和善的人，不但把书借给他看，还把他介绍给他家的大公子。 鸿鹄先生定居在省城，只在需要写作的时候才回虹门镇。那次对于夭夭很重要的会面就发生在一次他回家写作的时候。他早就听说有个十六七的半大孩子来借书看，也想见见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夭夭自然也是高兴的，因为他的印象中，能有那样藏书的人一定是个不一般的人，而且那些藏书不光是收藏，而是都被主人阅读过的了。看过基几本书和看过几十本书的人的差别或许不是很大，但，看过几十本书和看过上千本书的人的差别就很大了。但对于夭夭来讲，这个差距他暂时看不出来，他实在实际太年轻了，觉得自己看了上百本书也已经很厉害了。年轻有很多好处，它可以掩饰很多东西，比如说智商和悟性。博览群书也可以掩饰智商和悟性的 不足。如果一个人既年轻又博览群书，那么他就给人一种文化素养极高的印象，或者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早熟，这两样东西就能够把一个人的智商和悟性掩饰得很好了。但这只是对一般人而言，对于鸿鹄先生却不然，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少年的浮夸。 鸿鹄先生给夭夭的印象也不太好，他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个矮而瘦弱的人，穿着一身西洋服装，抽着西洋卷烟，显得有些苍老，只是眼睛里偶尔闪过一道光芒，只有那光芒才能与想象中的他的学识对得上号。 夭夭并没有感觉很拘谨，这样的乡绅他见多了，他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家庭出身，他认为，除了学识，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人，同类的人，平等的人，而那些学识也不足以令人羡慕，学识学识，只要你不断去学，你就会有识，那只是个人人都可以达到的过程，前提是只要你去学。他对于智商和悟性毫无知觉，他不认为获得像鸿鹄先生那样的学识是需要智商和悟性的，这外表看来是一种自信，其实也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无知。 “你写什么？”鸿鹄先生是作家，当然关心写作了。 这个问题令夭夭很失望，看过那么多书的人居然不谈“看”，而直接谈“写”，这岂不是本末倒置？他本想说他写日记，但日记这种文体真是拿不出手来，有谁把会写日记当做一种本事而拿来跟别人讨论呢？于是为了和作家相匹配，他说：“我不写，我画，画画。” 两个不相关的领域放在一切，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平等了，大作家和小画家也是可以攀比的，我不懂你的写作，你也不懂我的画。 鸿鹄先生只在那里丝丝地吸着烟卷，并不关心夭夭所说的画。如果夭夭不开口，鸿鹄先生似乎宁愿让这个场面空下去。 “我看过您的小说，我觉得奇怪，您看过那么多书，可在您的作品里完全没有体现，为什么呢？” “哦哦，看书是底层的东西，而小说是上面的东西。” 这句话实际上是一种点拨，他给夭夭指出了一个方向，可惜夭夭没听懂，夭夭认为，鸿鹄先生可能把话说反了，他觉得，看书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是上面的东西，而小说应该是写底层的东西，因为小说要拿给大众看，大众可看不懂那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和西洋人那种另辟蹊径的见识。显然，他们倆思想的是两种东西。 鸿鹄先生见夭夭先生没有听懂他的话，也就不打算再谈下去了。 夭夭却觉得很不过瘾，两个人都彼此看那么多的书，怎么就没有可谈的呢，看书，总会有读后感的。他来的时候，是想跟作家谈谈伊朗文学的，谈这种比较偏僻的东西更能增加他的学识砝码。 时间在沉默中过得很慢。 “那么，”夭夭不得不在发问了，“您为什么穿佯装而不穿马褂呢？” “哦哦，只是工作需要，没有别的象征意思。”鸿鹄先生应酬道。 谈话不得不结束了。 “大作家不过如此。”这是夭夭的最后印象。不过，书还是照借不误。 在这偏僻的小镇里，每天都波澜不惊，然而也有些消息时常传过来，有人说，省城正在闹共产党。关于共产党，夭夭也有些耳闻，说什么共产共妻的，好像很可怕。他理解，共妻没什么可怕的，他拿他的父亲做类比，他父亲两个妻子，从女人角度讲这叫共夫，反过来不就叫共妻吗？一个女人两个丈夫，这不一样吗？有人愿意共就共呗。可是共产他是理解不了的，如果让他父亲把钱分给秦妈和二仔他们，那么秦妈有可钱还会给他们老赵家干活吗？二仔有了钱或许不会偷他们老赵家的鸡了，但是，那分去的钱比鸡都贵，还不如让他偷鸡呢。共产就等于老赵家养活全村人，那他这个大少爷也就没有钱过现在这样不用劳作，不用工作的日子了，如果他像秦妈和二仔他爹他们那样天天辛苦劳作，他哪儿还有时间看书呢？不，决不能这样。 他听说鸿鹄先生也参与共产党闹事了，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他怎么傻到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共产呢？他第一次觉得，看出和性格没有关系，一个人要是傻，看书不一定使他便聪明。是的，看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事，那些拿枪的一天书都没看，你一个书生说枪毙就枪毙你，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一手拿着书，一手拿着枪，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看书的人大都文弱得很，怎么能拿得起枪来呢？要说像二仔那样的人拿起枪来抢钱共产是最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本就一无所有，抢点是点。 之后他想，仅仅待在这偏僻的小镇是不行的，一是受父母的管辖没有自由，二是很多事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就像一个山洞里漏下来的一点点光，他要看到那个光的来源，就得走出这个黑黑的山洞。 所以不久，经母亲同意，他去省城报考了那个私人主办的西洋画院。这是他开了眼界，各种思潮纷纷涌到他的面前。那些思潮背后的伟大他没看见，他只看见自己站在了那些思潮的面前就已经使自己足够伟大了，因为他想到了那遥远的虹门镇里那灰色的一成不变的生活，这是一种天上和地上的对比，太令人震撼了。 他首先看到的不是那些画西洋画的老师多么的才华出众，他首先看到的是省城里的生活风气和氛围。各种革命的刊物时刻冲击着人们的头脑，那些和政府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的小说和杂文层出不穷，代表不同利益的作家还在各自的杂志上公开互相攻击甚至谩骂。本来就没有主见的他眩晕了一阵子。 有人跟他谈主义，他几乎都没有还嘴的余地，在这里没人跟他谈那些看过的书，谈那些能够互相吹捧的文学，他们只谈功利，谈生活背后的崇高理想，即便是谈到共产，他也没敢把自己想过的拿出来争论，因为他感觉，那些人跟他不是一类人，他还不敢让自己孤立起来。于是他感觉到了另外一种不自由，一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不自由，你要是不跟着走，你可能就是反动的，你可能就会成为别人斗争的对象。 但他还是激动着的，这些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汹涌澎湃的大潮激荡着他年轻的心，他的想象力又发生了作用，他幻想他成为了一个战士，站在了所有先进青年的最前头，他带领他们疯狂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遇见政府的爪牙就高喊事先拟好的口号，那口号似乎有某种魔力，那些持枪荷弹的军警们一下子就败下阵来，变成了一堆一踩就死的臭虫、蜣螂之类的东西，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他靠着这样一种幻想真就跟着一些学生去游行，结果，他们的口号好像没经过开光，喊出来也没好使，反倒把那些臭虫和蜣螂之类的东西招惹出来，对他们大肆地镇压。 结果，他被勒令退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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