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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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从犬，“群”从羊，这个道理从我们几千年前的祖先造字的时候就懂，而我们当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武汉大学的万献初教授在讲“君”和“群”的时候说，“君”就是一个发号施令者，是管理者，而“群”是被“君”管理的人，以“羊”代替。为什么用“羊”代替群众呢？因为羊有个特性：盲目跟从，这一特性也是大众最显著的特性，中国古人对人性了解已经达到如此透彻的地步，怎么不令人佩服呢？当尼采喊出大众都是畜群的时候，有多少被西化的中国“大家”为之貌似深邃的思想倾倒过？有一个被某著名的文盲画家炒得很热的“文学大师”居然把尼采当成了精神导师大加推崇，岂不是可悲？ ----阿永在日记里写下这一段的时候显得有些悲壮，也就是说，以目前他的认知，他看到的东西都是矛盾的，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只能以追问、反问的形式记录下他的认知，他绝不能轻易下定义，因为一旦轻易地对一个东西下个定义，他就人为地把一个东西绝对化了，然后新的矛盾就产生了。 他，阿永，虹门镇机械厂的一个小小的技术员，一个最最底层的人，他上面在可见的范围内还有组长、车间主任（股级）、生产科科长、主管生产的副厂长、厂长、镇工业局技术主管、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镇长、镇长等等，他本身就是大众的一员，他有什么资格总说这个是畜群那个是畜群呢？让那些官员情何以堪？有些事情经过这样的一反问，几乎不用特意去回答，答案也已经在那里摆着了。是啊，他在表面上和那些底层的门卫、保洁、锅炉工、钳工、电工、车工等没什么区别，实际不然，这种身份只代表了他的生活状态，而不代表他的思想状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国古人在造“群”这个字的时候，主要看中的也是羊与大众的内在相似的东西，试想，我们先秦时期的哲学大师庄子，他的生活状态还不如阿永呢，阿永起码可以依靠菲薄的工资吃饱饭，庄子很多时候都无米下锅而去各处讨借，但这种最底层的生活却不能阻止他的思想卓越而超群。在畜群中，高高在上的永远是物质层面较低级的东西，试想，在猴群中，猴王凭啥可以占有猴群中所有的雌性？还不是因为他身体足够强壮嘛。人不也是一样吗？阿永所在的二车间有三个组，为什么是那三个人当组长呢？有人说，他们懂得上进，其实不然，阿永认为是因为他们足够无耻，试问，他们仨每一个人在任职前不请车间季主任喝顿酒能行吗？他们仨在任职前不在季主任面前表现出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能行吗？他们平时说话不溜须点主任和厂长能行吗？他们不把大家的功劳想办法据为己有能行吗？如果是差额选举，他们不把那个多余的竞争对手背后做掉能行吗？好多事情就怕反问，一反问，不用回答，答案就摆在那儿呢。猴王上位是凭体力，人上位是凭无耻，这两样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齐同”。那有人要说了，阿永书看多了，看傻了，他说的不对，试问，人上位凭的是智慧，猴王上位才是凭体力，体力才是物质的、低级的呢？智慧是精神的、高级的。不，这话也不对。三四个想当组长的小人物怎么会有智慧呢？有很多快退休的大学教授都谈不上拥有智慧呢！他们几个那些顶多算是本能的想法，跟猴王想上位的想法是一样的，无非是想在一个集体里捞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对待这样模棱两可的反问，还得用另外一个反问反问它一下，意义才有可能明朗。 啊，那有人又说了，那不对啊，中国古人造字都明摆在那儿了，造了一个管理者“君”，造了一个被管理者“群”，也就是说在一个集体里，必须有君也有群，如果大家都不求上进，那不就没有君都是群了吗？提这样问题的人算是有点慧根了，还真不能忽视他，这个问题得这么看，群都是一样的群，关键得看君是什么样的君，群里需要的是为群谋利益的君，而不需要为自己谋利益的虚伪的“君”。猴王凭体力获得猴王的地位，于是他就优先把他的优良的基因通过雌猴传续下去，以维持种群的强大，而那些战败的猴的基因相比来说就是较次一点的基因，没资格获得传续，但是，请注意，Attention，如果在这个猴群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无耻的猴，他身体瘦小、能力一般、性情懒惰，但它敢于无耻，它煽动陷害性格耿直、身强力壮的猴王，用投票、孤立和排挤等方式淘汰了猴王而自任新猴王，于是这种无耻的基因获得了传续的资格，这就和人的状态一样了。 于是很多古代的智者就陷入了一个个误区，孔子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他说先修身，也就是做好自己的道德修为，然后去影响和感化那些无耻之徒，让他们自动从无耻变得高尚；老庄怎么办？也是先修身，然后远离那些无耻之徒，让他们继续无耻下去；商君怎么办？他挺身而出，制定严苛的法律去约束那些无耻之徒，让他们不敢无耻；佛祖怎么办？有因必有果，无耻之因必然有无耻之果，我们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自食其果；耶和华怎么办？人无论具备怎样的个人品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信上帝，如果不信上帝，你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也必遭上帝的非难，上帝为什么这样不讲理？因为你们这些俗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原罪）；耶稣怎么办？有罪不怕的，因为大家都有罪，你只要信耶稣，耶稣替你们赎罪了，一切罪归我，你们只要信我，信我者得永生。 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商君，所有的贤人智者都没有解决无耻的问题，而和无耻战斗的商君最后也被五马分尸了。所以，无耻依然在现代社会中横行无忌。 那么作为渺小的阿永怎么办？他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自己这个问题。他怕是要走老庄的路子了，惹不起躲得起。但要做到这些也不容易。你不想像庄子那样饿肚子，你就得出来工作，出来工作就是陷自己于无耻的社会中，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焦虑，只有读书的时候才可以缓解这种焦虑。 但在读书中，新的焦虑又产生了，比如，人们提到甲骨文，他就对这种刻录出来的文字感到陌生，因为他常见的是写出来的文字，现在顶多是打印出来的文字，那种远古刻录出来的文字的真实性令他质疑，而那些书本中又言之凿凿，这是一种必得眼见为实才能解脱的心理障碍，于是，他把目光盯在了一个叫安阳的地方；再比如，关于佛家在中国的传播，据说佛教禅宗的初祖达摩像耶和华和释迦摩尼一样有很多神迹，最能得到确认的神迹就是达摩洞里的石壁上的影像，据说他面壁九年，把自己的像都印在了石壁上，至于一苇渡江那样的神迹是绝对无可考的了，人家说啥是啥了，于是他把目光又盯在了一个叫登封的地方；再比如，西方把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吹得神乎其神，尤其是那个断臂维纳斯更是吹上了天，而我们的雕塑就是那几个著名的石窟比较古老了，他迫切地想知道那些雕塑的现状，否则，在他的心里就失去了对比，没有对比，那些所谓的认知就眼看着停滞不前了，于是他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叫洛阳的地方，当然敦煌和云冈也是他的目标，通过衡量，洛阳离登封近，顺路了。 于是他打算去开启人生第一次有明确目的的旅行。这种旅行就是恍惚一念而产生并实施的，很偶然，他心里清楚，如果这个念头产生后不立即实施，那怕是犹豫片刻都有可能被放弃，那可能就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行程了。 刚刚过去的婚变（见拙著《闺蜜》）使他差点失去了人生的所有乐趣。他所关心的出世入世啊、文人墨客啊、中外名著啊、哲学宗教啊等等的东西都差点死掉。他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他真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底层人了，如果拾起了这些，他的精神状态立即就不一样了，他不再为可怜的五斗米而忧心忡忡，不再为感情无处寄托而忧心忡忡，不再为世俗的物质追求而忧心忡忡，而且，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看到了一些不辜负人之所以为人的更高级的东西，也看到了人之所以为动物的那些低级的东西；看到了本不该是一个工人应该看到的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的那些沽名钓誉的人和事，也看到了下层民众并不值得同情的那些极丑陋的东西。 他要看到目之所及的所有的东西，也要想办法看到目之所不及的所有的东西。他感觉，世界并不需要他的宽容，而需要他的鞭挞，他不想面对平凡的人生傻笑，而是面对世俗的鄙陋加以嘲笑。他确信，凡是在名利场中的人无论显得多么清高和高大，都是假的，无论显得多么真诚和富有同情心，也都是假的，他们在有意塑造自己的真善美而掩饰自己争名逐利的虚荣心，是的，都是这样，毫无例外，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国内存在这么一个极其著名的大作家（获过政府文学类的奖项，这种奖只关乎价值观，与文学无关，它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区别是，前者强迫作家说本国政府的好话，后者引诱作家说本国政府的坏话），他某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满含真诚、正义和一点点小心谨慎的悲愤诉说他对农民工的同情和赞美，他说，农民工吃糠咽菜，拿着最低的工资，住简易肮脏闷热的工棚，工余在凉爽的地铁走廊里坐一坐就很满足，一个城市的高度繁荣，是他们贡献剩余价值的结果，而不是几个资本家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结果（顺便轻轻地瘙了一下资本家并不感到痒的地方），……，那么我们还用老办法试问一下，试问，这和嫖娼者一边嫖娼一边赞美妓女的敬业并连带同情一下妓女的为生活所迫有什么区别呢？作家和艺术家本身就是社会养着的不产生产值的不劳而获者，他们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口中的农民工和其他工农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立即行动，捐出他们的收入给农民工改善生活而自己亲自下场做一个真正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呢？ （未完待续） （2024.6.11 10: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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