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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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阅读不一定增长见识，也可能增加愚蠢。夭夭总说他是耶稣的子民是有原因的。他虽然接受过一点点旧式的教育，但只是一点点，比如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对于先秦以前的经典是知之甚少的，并不是说他出生在一九二几年就一定比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人懂得更多的古文，对于四书五经和二十四史等典籍他几乎是完全不懂，这里面有古今文字上的差异，但最主要的是他没看过这些书，或者只看过一些文学史里面的简介，或者是只看过后来的白话文版。简介就不用说了，完全是别人的观感。白话文之于古文就跟外文之于现代文一样，是经过改良后的再创作，里面有翻译者的曲解、误解和故意曲解、故意误解，读翻译过的外文小说和读翻译过的古文是同样的感觉，它完全欣赏不到原文之美或者原文之丑。中国商业化之后被翻译到国外的中国小说有很多令外国人感到很震撼，国人看了却不以为然，因为国人看到了原文之丑，国外读者看到的是加工过的作品，这是其一；其二是就文化隔阂。 古文对于现代人也有文化隔阂，夭夭看不懂古文，便被这种隔阂隔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外了。他几乎是通过国外的作品来了解的中国文化。比如黑格尔说孔子根本就不是哲学家，说他说的话都是些伦理常识，于是夭夭就认为，孔子是伦理学家不是哲学家。他没有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因为那本书最初是写给美国学生看的，在那本书里，冯先生告诉无知的美国人，中国哲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因为孔子的生卒年限是有确切记载的，比孔子大的老子却生卒年限不详，这样的人物跟外国人讲不清楚，容易让外国人以为这是个传说中的人物而加以质疑和嘲笑。这本书把中国哲学讲到明代的王阳明就终止了，仿佛中国哲学仅发展到明代。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冯先生本打算给国人一个文化自信，可写到最后发现，再写就都是西方那套东西了，近代的中国，铺天盖地的都是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夭夭先生选择了尼采。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有“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味道，夭夭先生选择尼采纯粹是一种心血来潮。 在文化领域没有绝对的权威，并不是说冯先生确定了的东西，夭夭先生就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夭夭先生似乎很有主见，但如果你知道了他观点的出处，你就会发现，他也是盲从。他的观点的主要来源就是早期的几本《文学史》和《哲学史》，还有后来的《绘画史》和《音乐史》。夭夭的混世观点基本上出自这几种史书。自从他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识后，他也就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些纯属于他自己的原创观点首先是肤浅和幼稚，其次是偏激，不但很难引起别人的共鸣，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嘲笑，不过还好，他并不出名，否则丢人就丢大发了。他的观点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只能私下里侃，为此他结交了一些朋友，为此他也绝交了一些朋友，结交的原因是那些朋友不知道他的观点的来龙去脉，绝交的原因是人家多少也懂点。 智商和悟性不够就只能盲从，盲从就容易迷信，而且是极其自信的迷信，那种自信在他五十六岁以后给那些“文盲”画家讲文学史的时候达到了高峰，他用别人的观点冠以“我的观点是”来纵横指点文化艺术的江山，把自己的诗文狗尾续貂一般附着在那些大师的后面，把自己的肤浅幼稚的观点隐藏在别人的观点中，并且时常声称要和耶稣、尼采、肖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话、长谈、畅谈，就像和董德昌先生对话、长谈、畅谈那样，他时常声称在不久的将来，他要写《论鲁迅》《论红楼梦》或者论其他的什么人和什么作品，仿佛他要是不论一下，那些被论的人和作品就不那么完整，所有这些都使那些“文盲”画家深深折服、叹为观止。 他崇洋的思想也是在他十六七岁时形成的，这也是受鸿鹄先生家藏书的影响，鸿鹄先生家藏有大量的国外译著，包括俄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那些著名的作家的作品。当然，他崇洋的大背景还是当时的西学东渐，不光是这个小小的夭夭先生，当时很多大文人都号称学贯中西，其实在学贯中西里面还是偏向西方的，他们很多人都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同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相比，国外那发达的工业文明给了他们深深的震撼，那简直是直达心灵的震撼，他们反思这原因，最后把这一切都归结到文化上，中国灿烂的文化传统大概就是这时被无情地抛弃，原因却是物质上的贫困。他们看到了国外的物质文明的发达，却看不到中国精神文明的发达，这也很好解释，中国精神文明这么发达怎么干不过外国的坚船利炮呢？他们却丝毫不知道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喜欢考证、训诂的中国学者们却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明生吞了下去，毫无理由地全盘接受，从来不怀疑他们怎么会从光着屁股的原始人部落突然变成超越中华峨冠博带的礼仪之邦的呢？中国文明无论从文献和出土文物上来看都是有迹可循、一脉相承、清晰可见的，而西方文明却是爆发式的，毫无征兆，令人不得不怀疑在西学东渐之前是否首先存在着东学西渐，就像日本文明一样，首先是学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然后在本土加以改造，最后形成了所谓的日本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改造并不是对原生文化的发展，而是简化，比如日本文学特有的“俳句”就是对中国汉唐诗词的简化，简化的原因就是没学到位，或者根本就学不上来；再比如日本料理里的生鱼片，也是学自中国，不过后来中国有了铁锅，可以煎、炸、炖、煮了，日本当时没有铁锅便把吃生鱼的习惯保持了下来，或者是中国有了铁锅后没有派人及时通知日本人，或者日本的国民性里正是缺乏这种与时俱进的东西，他们的文化有点类似于冰箱，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放在冰箱里冷藏冷冻，仿佛人家的东西冻久了就自然变成他家的东西了。 夭夭先生却也有些日本人的习性，这或许也可以侧面证明一下日本民族的主体来自中国而不是相反，他在给那些“文盲”画家讲文学的时候动不动的要来句“我的俳句”，于是便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的大白话，并把这种大白话分成三四个个小段，有点像后世简化了的自由体诗歌，也就是说日本人简化了汉唐诗歌，夭夭先生简化了自由体诗歌，所以夭夭先生和日本的文学前辈也有得一拼。如果那些大白话也算是俳句的话，那些铺天盖地的广告词就都是俳句了，比如： 老妈牌红豆沙 妈妈的味道。 再比如： 假如世界失去 联想…… 等等。于是日本文坛认为很高级的东西就被夭夭恢复到了它的原始低级状态了。 盲从后的自信就像社会上的小混混终于找到了流氓大哥那样仿佛有了永久的靠山，其结果必然导致盲目崇拜。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缺失会使人感觉自己似乎从来没有国什么文化传统，而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的轰炸很容易使人迷失方向。 当年，鸿鹄先生看了《离骚》后被屈原的精神所打动，便把“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写在了日记的扉页上自勉；夭夭先生读了英国人拜伦的诗没什么感觉，但文学史里却高度评价拜伦，于是他也便承认了拜伦在他心里的地位，但却找不出一句令他感动的诗句来，可是以他浪漫的性格，他还是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拜伦崇敬的心情，便想起了英国的一栋著名建筑“温莎城堡”来，“城堡”两个字一看就有传统，至于“温莎”是啥意思并不重要，总之不是汉语就行，汉语写出来谁都认识，谁都认识就不显得高深，就像把“Hollywood”翻译成“荷里活”印在跨栏背心上一下子就显得光膀子也很有档次一样，他把“温莎城堡”这四个字写到了他的日记扉页上，而称自己的日记为温莎城堡日记，啊，他感觉他的日记一下子就显得熠熠生辉了，而实际上，他对英国、对英国王室知之甚少，对君主立宪制这种政体下诞生的大诗人拜伦也知之甚少，他对拜伦的印象完全出自他看过的文学史，文学史里说拜伦向往自由，为了自由还有很多事迹，他觉得这些事迹比诗人的诗更令他景仰，因为他感觉他也需要那样的自由，他便又想起由于游行而被勒令退学的事情来，便觉得愤愤不平，于是那个王室的府邸竟然变成了某种自由的象征，只有在那样的王宫主人的治理下，才会产生像拜伦那样震铄古今的大诗人来，也就是说，伟大人物的产生跟统治者有关，中国为什么没有比肩拜伦的伟大人物，就是因为中国的统治方法落后，于是他的浪漫从此便跟西方世界紧密连结在一起，连他后来给自己的诗集和散文集都起名叫《温莎城堡诗集》和《温莎城堡散文集》，没看过的人还以为是写外国的东西的呢，其实里面的所有内容跟人家温莎城堡毫无关系，完全是作者倒贴上去的，只是作者自己想象中的浪漫而已，这种浪漫很难让人理解----这正是他要的效果：浪漫而不露痕迹和小资而不被识破。浪漫而不露痕迹，露了痕迹容易被人笑话小人物的无知和浅薄，因为浪漫本身实际上就是无知和浅薄的产物；小资而不被识破，识破会被人误解为小女人态的幼稚和自恋，小资本来就是小女人的专利。他的这种猥琐心理在后来接触女人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女人永远是男人的照妖镜。不过在他吹嘘的早熟概念中似乎并不包括他的生理，他的生理似乎晚熟得很。 为了维护他所崇拜的西方文化，他第一次和一个叫石维仁的朋友绝交了，他们争论的起因是《旧约》。他后来坐过牢也是因为时势造就的那些世人跟他的根深蒂固的西方偶像发生了冲突----那些人不但无情地剥夺了他的家产，而且还无情地践踏了他的偶像。 （未完待续） （2024.1.18 1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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