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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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由夫你好： 没想到的是，我在假期里的社会实践对我的影响是这么的深刻，从那以后，我在学校看到过的一些事情，不知不觉就和地方上的工厂联系上了。学校的一些事情如果没有那次的社会实践，我可能会认为是重巧合或者是无意识的行为，但现在看来，那里面复杂得很。 先看看下面的事，系里面号召大家写入党申请书，上一届的老生也建议大家写，理由是学校入党相对容易些，入党后，对以后的毕业分配有好处，对以后的加薪升职也有好处，我当然知道是什么好处了，那不就是“抢食”的好处吗？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虹门镇再生胶厂的那个王玲为她儿子规划的抢食策略，那是一样一样的策略（在抢食方面，君主、大臣、各级官员、各阶层市民、大学生、高中生、猪等各种生物之间没什么区别，因为它是动物本能），所以听了这样的话我很抵触。邢燕找我谈了好几次，说全班十个女生都写了，就我没写，显得太突出了，为了平衡这种没必要的突出，我也就当了一回猪吧（随大流），于是我也就按照固定的格式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应用文写作都有固定格式，用不着费心搞创作）。 我这种抵触并不都是有关从众的抵触，还有一种现实和所受教育的矛盾的抵触。在我这么大的学生（也包括比我大的学生和曾经的学生）都通过课本和电影广播等渠道了解到我们的先烈的故事，他们入党纯粹是为了革命，他们入党全凭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入党非但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相反还有生命危险；而现在入党呢，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看看入党能给个人带来什么好处，这种变化也就几十年的事。 事情还没完，不久，党员积极分子的名单下来了，邢燕手里有一份，里面所有九个女生都在册，唯独没有我，我便又想到了地方工厂的情形，我自己对这件事做了些分析，我觉得，问题一定是出在我的那篇社会实践报告上了，因为我说了一些师长们不爱听的话，我第一次感觉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和师长们在精神上平起平坐了，因为如果他们还把自己当成师长的话，他们应该居高理念地教育我一番，可是他们却和我搞起了对抗，只有在精神上势均力敌的人才有搞对抗的资格，我显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资格，我忽然感觉很高兴。 进一步分析，我觉得决定这件事的应该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兼任着系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只有他才了解我的那篇报告的具体内容，他也曾为此在系学生会里对我的文章搞过批判，啊，心胸，我已经质疑他的心胸了，我觉得，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应该是他的骄傲，他也不希望他所有的学生都平庸吧。从这件事情起，我就不把他当成师长看待了，只把他当成校工那样的普通人。 另外这件事也让我理解了古代的那些迫害文人和搞文字狱的那些事情，它向我提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有些事你知道，你不要轻易说出来，就像柏拉图山洞里的那个人一样，自己爬出了黑暗就不要轻易回到洞中了，你想把光明给洞中的人，洞中的人却认为你动摇了他们生活的底线，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在由愚蠢的人组成的群体中，你受到了迫害不会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只会得到被更多人践踏的下场，就像鲁迅在《药》中写的那样，秋瑾为了大众的翻身被杀，大众们却用馒头蘸她的血给自己的家人治疗肺结核。古代那些所谓耿直忠正的文人被杀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们由于他们的学识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于是他们走到了大众的对立面；二是，他们把这些东西告诉了统治大众的君王，以表现自己对君王之下的王国的忠诚，却不知道君王也是大众的，他们说了真诚的话希望君王支持自己使得自己的主张得到重视，以达到为国为民的目的，其不知他们这样做也同样走到了君王的对立面，于是他们的下场就是那样了，那就是死，你不死，人家就没法活了。 所以认知高的人有两个出路，一是隐居著书，把自己的主张和领悟记录下来，传给有缘人，这样也可以自得其乐，也可以善终；二是创立一个像基督教和佛教那样依附于政权的宗教，把你的主张中残酷的那一部分隐藏起来，交给政权使用，那样，政权也稳固了，百姓也开心地被愚弄了，你的主张也得以传承，还可能被封为像孔子那样的至圣先师。除了这两样，其他的途经都是边缘化的东西，即便是偶尔有些辉煌，最终也很难有好结果的。 另外，我通过那个名单还观察到，在那些男生中，所有被认为有才能的人，都不在那个名单中，而那些只喜欢动动嘴的人却都在那个名单中，可想而知，他们吸收的都是什么人吧。所以，我以后再也不考虑这件事了，我有这么个推理，所有的组织在和平年代都是自私的，无论他们打着怎样的公共旗号，这个结论有待于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加以认证。 还有一件事，那个系学生会的大波，受系宣传委员的委托想找个会画画的人出一期板报，于是，他找到了杨钊文，据孙佳琪说，杨钊文接受了这个任务也是很高兴的，他一定是向孙佳琪进行了炫耀，不然孙佳琪不会那么兴高采烈地说给我们听了，她说，大波同学介绍杨钊文进系学生会宣传部，那样，在期末考试后评优的时候可以加3分（班干部加2分，系干部加3分），评上前三名是有奖学金的，她们对这种能够抢上食的猪总是赞美有加的。马上就到期末考试了，在事先统计加分的过程中，杨钊文的这三分被忽略了，他气愤地找到了班主任理论，班主任周福臣（在粮专叫导员）轻蔑地问他，为什么要给他加分，他郑重地指出，他是系学生会的宣传委员，按规定理应加分。周福臣还兼任着系副主任主管着系学生会呢，便惊讶道：“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杨钊文便把大波介绍他入系学生会的经过说了一通，班主任笑道：“系学生会的宣传委员是于小涛，你是通过个人关系给他干的活，他那几天要复习没空干，你想进学生会，大波同学可说了不算呦！”那言外之意是你想进学生会只有通过周老师才行，杨钊文如梦方醒，觉得被所有人欺骗了（实际上只是大波一个人骗他，于小涛只是想找个临时帮手而已，并没打算让贤），但是从个人感觉来说，他觉得被世界欺骗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件能发挥自己才能的事当成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女朋友面前吹嘘过，也在男同学面前显摆过，自己也曾经幻想过这种才已尽用所带来的的满足感、辉煌感和成就感，现在仿佛什么都没有了，就连自己是否具备某些才能也值得他怀疑了，以至于开始怀疑社会和怀疑人生了。孙佳琪当然也跟着气愤了，她不止一次地在我们寝室大骂大波和于小涛，说他们是小人，就知道背地里给人使坏并且利用人的善心为自己谋利益，并且说，她永远支持她的男朋友，她要尽一切可能挽救早陷害以至于颓废了的男朋友。 啊，亲爱的由夫，我都不想再叙述下去了，抢食没抢好决然能打垮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生的追求，当然，我们可爱的班主任周老师是完全了解这些学生的心态的，因为他也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他想打击谁谁也跑不了，他鼓励和保护善于抢食的人（包括那些通过各种关系进学生会等有利可图的部门的人，也包括家长用金钱疏通关系让自己的子女在学校占尽便宜的人），他打击那些既不动钱又不会来事，还想不自量力抢食的人，这样的学校生态和地方上工厂里的人事关系生态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以后的社会实践还用去厂矿机关吗？我看不用，只在学校里注意观察和思考，就什么都明白了。 不久，孙佳琪就开始夜不归宿了，小桃笑眯眯地说，她去宾馆开房安慰她脆弱的男友去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杨钊文同学好像成熟了很多，像极了李树芹那个愚蠢的小丈夫了。而孙佳琪变成了整天为他的男人操不完心的怨妇。她不再和小桃探讨男人了，因为她已经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能同她平起平坐了。 好玩吧！呵呵！ 夏梅。1986年5月23日草。 （未完待续） （2023.8.17 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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