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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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由夫你好： 又到了和你交流的时间了，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无法得知你的消息，只能通过想象想象你现在的样子，你一定瘦了很多，因为高考前那一年不掉几斤肉是不行的，你本来就瘦，我几乎都不敢想象你现在的样子，啊，高考那一关不过，你便没有更高一级的自由，是的，那些高中毕业后就结婚和就业的同学也自由了，但那毕竟还是有些缺憾和层次较低的自由，我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我相信你会赶上来的。 今天，我跟你谈谈我的专业，作为一个女孩，为什么选择物理系中的理论物理学的专业呢？这完全不是出于我对物理事业的热爱，是的，完全不，我只是参考了前几届的录取分数线，发现这个专业的分数较低，好考，是一种高考策略而已，以我的成绩，我无权去选择我喜欢的专业，另外，我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高中生，怎么会知道哪个专业是干啥的，当然也谈不上喜不喜欢了，只是希望能考上而已，就这么简单。 社会的公平仿佛就在于给了人们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但选择一次以后才发现，那种所谓的社会公平其实是个幌子，是一面欺骗人思想的旗帜，在那样的旗帜下，人们仿佛觉得自己是个完全自由的现代人，其实不然，社会给我们选择的东西太少，几乎是没得选择，也就是说，你具有自由的选择权，但你却没得选择，悲哀不？这怎么能说我们是自由的呢？我们只能说，我们只有放弃选择权的自由（因为我们没得选择），我们只有过人家指定给我们的生活的自由，我们只有过没有追求的低级生活的自由，悲哀不？ 我过了高考这一关，我便看到了一些以前想象不到的东西，包括重新定义自由和公平。对于公平，我不得不说说我现在的班级。我发现，同样分数被录取进来的学生，智力却差距很大，真的，我开始感到很诧异，智力几乎等同于尹丽和李树芹的人在省城就有上大学的机会，在小县城简直是做梦。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这些天，总有一些同乡会的人来串联，那都是些上一届的热心学生在活动，我参加过一次联谊和座谈（实际上就是闲谈），同乡会里有一些老油子透露，省城的大学老师和高中的特级教师那些人都有高考出题的权利，并且他们还有高老阅卷的权利，他们同时奋战在高考教学的第一线和出题批阅的第一线，这就相当于他们既是教练又是裁判，他们教出的学生几乎等同于事先知晓了我们认为很难的高考题（当然不一定是原题），他们说，考试前老师让他们背的那些题型和考点几乎都会被他们“压中”，啊，听了这些我都冒冷汗了，我几乎立即就否定了从前所谓的社会公平和自由！还有那几个学院子弟就更不用说了。 但这就是现实，尽管他们在背后捣鬼，我们县城不还是有很多人考上清华和北大吗？所以我感觉，真正厉害的人都在乡鄙。我也同情起那些通过“公平竞争”被淘汰的人了，他们的确输在了起跑线上，或者说我们和他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人家的起跑线比我们的提前五十米甚至更多，最极端的是有的人一出生就在终点，根本就不用跑。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怎么办？束手就擒吗？不甘心！奋起抗争吗？没有力量！有觉醒精神的人只能在后面奋起直追。这都是我现在的想法，可能会幼稚些，不过，我得敢想呀，否则，我更加是一无所有了。 于是，一个班级便从意识形态上被分成两派，一派是省城本地派，另一派是外地派，这虽然不是人为故意分的，但在交往的过程中界限很明显。本地派的人大都“谦虚谨慎”，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他们心里上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富足的生活留下的痕迹，并不是智力超前留下的痕迹，他们在明面上很少参与竞争，比如奖学金的竞争（外地派的人却很在意这些奖学金），首先，他们根本就不在乎那点钱，其次，他们的骄傲并不通过奖学金来体现，而是通过某种嘲笑来体现，那是发自不同种类人骨子里的嘲笑（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解释过这种嘲笑），但这嘲笑里面同样不含智力成分，也就是说，智力低下的人不靠智力取胜，而靠莫名其妙的傲慢取胜。据说，这种莫名的傲慢在北京人和上海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只是据说，我没体验过，我还没去过那些地方，将来我一定会去的，体验一下人家比较高级点的傲慢）。 外地派就是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人了，但我一般把我自己排除在外，因为我不跟他们一起掺和，他们说我内向，所以，我也经常被外地派的“自己人”所排斥。我们寝室的小姐妹只有一个是本市的，叫荆燕，她的傲慢完全发挥不出它应有的威力，因为她被淹没我们这些人的汪洋大海里了，还因为她不怎么在寝室住，嫌吵，总回她自己家去住，因此，她常常以憨厚的形象出现，完全没有灵性。最聪明的是来自黑龙江的吴彤，她被我推荐为新的学霸，对于那些枯燥的理论她接受起来异常轻松，我感觉她几乎都不用去上课，那些东西她天生就懂，但她只是课内的东西厉害，课外的一概不知，也一概没兴趣，她从来不打扮自己，但却穿得很利整，长发不浓不疏，就那样漫不经心地披撒在两肩上，喜欢戴一个粉红色的发卡，一笑还露出左边的一只老虎牙，很可爱的样子，整个寝室我就喜欢她，我决心跟她发展闺蜜那样的友谊。 这些外地的小姐妹在一起总是嘎嘎嘎嘎的不停吵闹，像一群野生的鸭子（在62路公共汽车上，有本地的市民毫不给留情面地评价这种吵闹：一看就是外地的！），而荆燕总是在旁边很谦虚地笑着，不焦不燥，不动声色，仿佛在盘算着什么这些人都不懂的什么事情，这就是两派人在我们寝室的大致状态。至此，我们寝室的小姐妹我完全记住名字的有三个了，一个是我替男生封的班花朱鑫，一个是我未来的闺蜜吴彤，一个是城府极深的荆燕。 至于男同学，那两派人的界限更加明显，他们几乎都不在一起玩（除了体育课），我们在女寝的楼上常常能看到，一到周末，外地的男生结伴去看通宵电影（那时候有录像厅放通宵的港台电影），而从来看不到本地的男生的身影，朱鑫后来告诉了答案，那些本地的男生都出现在了周末的舞厅现场，这就是另外一种差异----文化熏陶的差异（而不是文化修养的差异），这就像民国时代的公子哥和劳动大众的差异，公子哥擅长那些风月场所和那些交际场所，大众擅长过小日子，后来大众通过革命赶走了公子哥们后，自己也觉得那些风月场所和交际场所的档次高，于是便有人率先填补了旧公子哥们的空白，也就是说那些场所的人总是有一种新陈代谢的关系连绵不断，就跟底层的流氓一样，从古至今，流氓这个职业从来就没间断过，即使是日本鬼子时期也没断过。从周末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同样是消磨时光，本地人追求的是一种“档次”，而外地人追求的是一种“实惠”，但这只是男生的追求，女生不完全是这种分类，因为我们这些外地的小姐妹很快就业都跑到舞厅里追去“档次”去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舞厅女生是不用购买门票的，这是另外一种“实惠”，它看起来却很有“档次”。 啊，我的由夫哥，我跟你说这些，你感到烦闷吗？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环境。 另外，我还有个发现，我发现大学的专业并不是大家未来一定要去奋斗的方向，而是未来职业的敲门砖，于是我又思考了一下职业的问题，职业是什么？是养家糊口的工具吧，除此，我想不出它还有什么用，我想，只有有真正选择权的少数人才能把爱好当成职业，很多人都是被迫从事某个职业直至终身的，比如说我们的父辈，我爸爸喜欢钓鱼，但他不得不在那个机械厂里从事一些毫无前途的工作，他要是以钓鱼为职业或许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呢，人家姜子牙就是通过钓鱼发达起来的。所以，通过我对职业的考量，我觉得我在我现在的专业上花太多的精力是不值得的，只要我毕业有口饭吃就达到上大学的原始目的了，也是国家设立大学的原始目的（古代那种中了举人就当官的制度是腐朽的制度，早就被推翻了），国家开立大学是培养普通的劳动者，并不是培养富豪、大师、总统什么的，尽管富豪、大师、总统可能也读过大学，但用数学函数的语言来说，他们与大学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还发现，所有有造诣的人即使读过大学，他们后来的成绩也都是大学毕业后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大学直接培养出来的，看到了这点，我就又同情起这些大学生来了，他们那么天真，他们在高中生面前显得那么的骄傲，这些都是假的，真正的东西都是靠不断努力获取的，而不是一纸文凭。 啊，由夫哥，今天说的这些有些灰暗，似乎看不到光明，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有看不到黑暗的人才是最不值得同情的人，因为他们等同于瞎子，正因为我们看到了黑暗，光明对于我们才是可贵的。 我今天借来了《莎士比亚戏剧集》，我并不是想当编剧，还是那句话，莎士比亚这个人名对于我太如雷贯耳了，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看的。我像以往一样会把我的感受分享给你的，或许我也会跟吴彤说说，但暂时还不行，因为我们的关系还不够成熟。 夏梅。1985年9月25日草。 （未完待续） （2023.5.3 8: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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